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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亚娱乐最佳线路_美共的“红孩儿们”

时间:2020-01-11 13:30:10 点击:276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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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亚娱乐最佳线路,老一辈美国共产党革命家和领导人的子女们,从小在组织中成长,被称为“裹红色尿布的孩子”,透过他们回忆童年的经历看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历程,令人不胜唏嘘。

经看过一个录像片,片名叫做《左派的孩子们》,内容是美国共产党老一辈领导人和著名活动家的孩子回忆他们的童年生活。在美共近乎销声匿迹的今天,看看这些左派的孩子们有过什么样的童年,这种童年在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又留下了什么样的影响,很有发人深省之处。

这些人的父母亲是从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活跃在美国左派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如美共总书记尤金·丹尼斯,美共在南加州、波士顿和芝加哥的领导人琼·海雷、萨哈罗夫、霍罗维兹等。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他们的家庭充满了浓厚的政治气氛,孩子们从小就习惯了在家中举行的党的会议、堆到天花板的党的文件、络绎不绝的来客和一夜响到天亮的打字机键盘的声音。

最让他们觉得兴奋的是跟着大人出席那些党的大会,当父母在前台演说和辩论时,孩子们有的半懂不懂地听,有的在后台玩耍,吃东西,在人堆中打打闹闹,很像社区教会举办活动时的情形。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难怪要被称为“裹红色尿布的孩子”了。

[1936年6月24日,美国共产党在曼哈顿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场景。]

党组织就是社区

这些“裹红色尿布”的孩子从小就知道他们生活的环境与众不同,党组织就是他们的社区,父母以外的党员干部都叫叔叔阿姨。美共的成员常常在同一块地方买房子或租房子,在这块地方用党的语言和组织方式创造出一个和外面不同的环境。对于那些和左派格格不入的邻居,他们称自己为“进步人士”,决不暴露自己的美共身份。

孩子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他们把这块地方称作“社区中的社区”。他们相信自己的父母和那些叔叔阿姨们都是世界上最好最善良的人,他们在为穷人谋幸福。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说要有远大的志向,知道世界的未来是属于自己的。

美共芝加哥分部领导人霍罗维兹的儿子回忆说:“我很小就知道将来要把世界改造成我们的家园,把世界变得更好,我们的文化也要占领一切地方”。他跟父亲散步时,父亲指着路牌对他说,这些路名都是开发这里的地产商的名字,革命后他们要重新给马路起名。于是父亲就让他为每条马路将来应该叫什么而出主意,这成了他们经常的游戏和消遣。

美共南加州领导人琼·海雷(dorothy healey)是个有名的女共产党活动家,聪明、美貌,有很多崇拜者。她儿子回忆说,小时候每次跟妈妈出去,同志们都会开玩笑地说他将来也一定会是个出色的共产党领导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孩子们自然而然地培养起一种“我们”意识。“我们”虽然住在某一块地方,但却另有自己的社区;“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有远大的未来;“我们”甚至自有一套说话的方式和特别的术语。从小就生活在强烈的政治气氛中,懂事起就有鲜明的“我们”身份认同和“得天下”的群体意识,参加那些热热闹闹的政治活动,这些都让这些孩子觉得与众不同、兴奋和骄傲。

[1951年6月20日,美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和领导人在纽约被警察带走。当时美共因涉嫌间谍案,大量被调查质询。]

在美亲苏带来的尴尬

当年密切监视美共活动的美国联邦调查局长埃德加·胡佛曾经说:“共产党不是一个政党。共产党是一种生活方式。共产党人是在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共产党的父母都想训练他们的子女成为狂热的共产党人。”他指的就是这些“裹红色尿布”的孩子们。

但是这种“裹红色尿布”的生活也常常充满了困惑和苦恼这一点他们也从小就已经感觉到了。例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党内的派别斗争错综复杂美共既是共产国际的分部又受苏联直接控制美共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常常面临“站队”和“跟风”的问题,即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要搞清楚苏共领导集团内部究竟谁当家。是跟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还是服从斯大林弄得不巧就会身败名裂被自己过去的同志视为死敌。

另一个麻烦是必须时刻和苏联摇来摆去的政策保持一致。例如从1933年到1939年8月反法西斯是政治正确的因为苏联当时的外交政策是反法西斯。从1939年9月到1941年5月不反法西斯是政治正确的因为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斯大林和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把酒言欢。从1941年6月开始反法西斯又变成政治正确的了因为德国进攻了苏联反法西斯是为了保卫苏联。一切为了苏联,一切听从苏联,一切以苏联的名义,美共似乎完全成了国中之国,是美利坚的苏维埃。每一次这样的脑筋急转弯在美共内部都引起不解和混乱“裹红色尿布”的孩子们也分享了他们父母的惶恐不安和无所适从。

“裹红色尿布”长大的孩子们也受父母的影响。他们看着自己父母的名字和照片出现在报纸上看着电视转播他们在法庭上的作证听着那些说美共为苏联利益服务的指控感觉到周围那些充满敌意的眼睛不由得心惊肉跳。很多人回忆说当时正是自己开始交异性朋友的时候而对方常常在父母的反对下和自己断绝来往。最凄惨的是坐火车去监狱探望被关押的父母亲那是他们终身难忘的经历。

“裹红色尿布”的孩子们对此十分不解因为他们一直被教育说美共是代表了无产阶级利益的而知识分子是中小资产阶级。但在美国的社会现实中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却是反美共的主力军。其实不光是美国工人,美共在美国被认为是最受压迫的黑人中也毫无影响。美共曾经在30年代大危机中企图在黑人中发展成员,黑人激进分子可能对美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感兴趣,但一当美共言归正传,要他们加入组织推翻这个制度建立另一个制度时,他们往往就摇头摆手:伙计,这活儿我们不干,你们好自为之。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黑人主流对种族主义的批判从未发展到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全面否定并让他们加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地步;相反,他们基本是宪制派。马丁·路德·金的美国梦不是一个随他解释的乌托邦,而是要真正实现美国宪法对所有美国人的许诺。

放弃与坚持

在遭受了50年代早期的严重挫折后50年代中期美共又受到两次致命的打击。第一次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20年前的“大清洗”这使得很多美共党员丧失了对苏联的信仰;第二次是同一年苏联集团出兵匈牙利,镇压那里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运动。

经过这两次事件后苏联和美共在美国声名扫地很多在麦卡锡“白色恐怖”下坚持下来的美共党员退了党包括一些“裹红色尿布”孩子的父母他们曾经是美共的领导和中坚,追随美共二十多年。他们不但退了党而且换了工作搬了家和原来的朋友及社会关系断绝交往从头开始新生活。

因此对美共和美国左派最大的打击并不是麦卡锡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

上面提到的那个女革命家琼·海雷的人生历程就说明了这一点。海雷的家庭背景是匈牙利的犹太裔,1910年代来到美国。对美国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会知道,世纪之交来自东欧的犹太裔移民是美国左派和美共的主要人力资源,很多著名的活动家都有这个背景。一次大战中他们反战,一次大战后他们拥护苏俄。这个族群的意识形态特征是如此突出,以至美国政府在1919年时将一大批这样的移民(有的来自东欧但不一定是犹太裔)装上轮船送到他们心目中的祖国苏俄。

海雷在政治气氛浓厚的东欧犹太人社区成长,少女时期就辍学参加革命,高中都没念完,可以说是从少先队干起。30年代时,美共在南加州洛杉矶地区的组织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其活动由她组织。1951年在麦卡锡主义时期她被法庭以企图颠覆美国制度的罪名判5年,罚款一万美元。她不服上诉,说自己只是遵照美国宪法中保证的言论自由,从未有任何暴力行动和计划。1957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她的案件作了裁决,推翻地方法庭的判决。

但1956年的两件事加在一起,使得海雷改变了对苏共和美共的看法(海雷的匈牙利背景,沙俄在19世纪的欧洲充当专制主义的宪兵的历史,这些对海雷有一定影响)。此后,虽然她从未声明放弃共产主义立场,但已和美共从貌合神离到分道扬镳,她要做一个独立的党外共产主义者。后来她在60年代兴起的女权运动中重新为自己的政治热情找到了献身对象。

当然也有很多美共干部没有随波逐流。美共总书记丹尼斯在麦卡锡时期被判刑,蹲了五年班房后被释放。他的儿子小丹尼斯回忆说父亲恢复自由后立刻找到党接上了组织关系。但面对面目全非的世界和分崩离析的党组织他再也找不回当年振臂一呼、万众欢腾的感觉整天眉头紧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后来被送进了医院。

在医院里,小丹尼斯——那时他已长大成人——看着父亲整天从这面墙踱步到那一面墙。终于有一天,他停下脚步,严肃地要儿子答应他一件事将来一定要做一个共产党人。

《凤凰周刊》特约撰稿/ 程映虹(特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本文节选自《美共的“红孩儿们”》,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9期总第5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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